國醫大師鄧鐵濤養生重養心養德 堅持冷熱水交替洗澡
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，鄧鐵濤先後任教過多種課程，計有《診斷學》、《中國醫學史》、《各家學說》、《中醫內科學》、《溫病學》等。桃李遍及國內外，先後培養了3名博士研究生，26名碩士研究生（其中有3名是外國留學生）。
在數十年教學中，他對中醫教學的內容不斷實踐與思考，對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，進行了一些教學內容的改革，還參與多種中醫教材和參考書的編寫，為中醫理論的整理與提高作出了貢獻，較為突出的是對中醫診斷學教材的建設。
關於中醫診斷學，歷代診斷專書不少，但縱觀其內容，亦多隻載「四診」。40年代始有醫家根據張景岳陰陽六變而提出「八綱」辨證之名。50年代，中醫教學皆以四診八綱為診斷學之內容。60年代，中醫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編寫統一教材，鄧鐵濤主編《中醫診斷學》，除四診八綱外，還將外感與雜病幾種具體辨證方法納入《中醫診斷學》之中，強調了辨證方法在診斷學中的重要地位。在這一過程中，鄧鐵濤對中醫診斷學作了大量研究工作，主編了第一、二、五版《中醫診斷學》教材、百多萬字的《中醫診斷學》教學參考書及《實用中醫診斷學》等系列著作，為中醫診斷學的建設作出了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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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鐵濤的中醫脾胃學說
鄧鐵濤的中醫脾胃學說
鄧鐵濤善治胃、十二指腸潰瘍，完全得益於這些理論作指導，他認為此病成因較為複雜，多因幾種因素的反覆作用而成。於諸因素中，較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——飲食因素、精神因素、體質因素。三者之中又以體質因素為關鍵性因素，體質因素即脾胃虛。從臟腑的關係來看，病生於胃，受侮於肝，關鍵在脾。脾氣虛常為此病的重要一環。>>>>>國醫大師鄧鐵濤養生重養心養德 堅持冷熱水交替洗澡
在分型治療上，對肝胃不和者，常用四逆散加雲苓、白朮、大棗；脾胃虛寒者，常用黃芪建中湯加減；脾虛肝鬱兼瘀者，常用四君子湯加黃芪、紅花、桃仁、柴胡、白芍、海螵蛸之屬；胃陰虧損者，常用麥門冬湯加減（麥冬、黨參、沙參、石斛、玉竹、雲苓、烏梅、甘草）。並指出，此病雖成因多種，但必因脾胃之氣受損至不能自復而後成病，常是慢性而反覆發作，故不能滿足於症狀的緩解而中止治療；脾胃氣虛為本病之根本，因此不管原屬何型證，最後均需健脾益氣或健脾益氣再加養胃陰，鞏固治療2至4個月，方可言收功。他的這一學術觀點，是脾胃學說理論在治療胃腸道疾病上的繼承與深化。
60年代初，廣州中醫學院與中國人民解放軍157醫院聯合進行脾胃學說的研究，根據張仲景「四季脾旺不受邪」與李東垣「內因脾胃為主論」，提出了脾胃與預防疾病關係的研究。鄧鐵濤是研究組的主要領導成員。他們對嬰兒消化不良和慢性無黃疸型肝炎進行治療和實驗觀察，發現消化不良病兒經健脾施治後，胃排空時間縮短，胃液酸度與酶活性均提高，血白細胞增加14．6%～40%，分類以中性粒細胞的增加為明顯，其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0．5～1．5倍，吞噬指數提高0．2～16．7倍，取得了「健脾與免疫功能的加強緊密相連」的臨床與實驗資料。另外，他們以「見肝之病……當先實脾」的理論作指導，治療了162例慢性無黃疸型肝炎，取得了較高的療效，從而認識到本病不單在肝，更重要的是在脾，提出了著重治脾，兼治肝腎的治療原則。並撰寫了《脾旺不易受病》的學術論文，提出了脾旺與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聯繫的學術觀點。在那些日子裡，他們還運用中醫中藥治療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，總結出採用攻下、針灸等療法治療急性闌尾炎、腸套疊、蛔蟲團梗阻、膽石症、膽囊炎等急症的治療經驗。為中醫藥能治療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臨床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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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鐵濤的中醫脾胃學說
70年代，鄧鐵濤在醫療教學中，更感到脾胃學說有極豐富的內涵和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，很值得倡導與研究。他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，就其研究心得，撰寫了一系列論文，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在廣東中醫學會的學術會上發表的《略論脾胃學說》，其文以生理、病理及治療為主線，對《內經》、張仲景、李東垣、張景岳、葉天士、張子和等有關脾胃學說上的論述加以整理、歸納，並結合臨床體會闡述了個人的認識與評介，對脾胃學說作了一次較全面的概括。指出脾胃與人體的消化、吸收、代謝、排泄、內分泌、免疫以至神經系統的調節功能都有密切關係，並對「中醫的脾胃實質是什麼」進行了探討。認為從生理、病理來看，中醫的脾胃應包括整個消化系統的功能與有關體液，從治療角度來看，範圍就更大，可以說，調理脾胃能治療各個系統的某些有脾胃見證的範圍相當廣泛的疾病。鄧鐵濤的上述認識，是從實踐中來，又在實踐中反覆驗證的。他不單運用脾胃學說指導治療胃腸疾患，而且對西醫學中多種病症如再生障礙性貧血、白細胞減少症、重症肌無力、風濕性心臟病、冠心病、肝硬化、子宮脫垂等，均有採用脾胃論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。他認為脾胃乃人體氣機升降之樞紐，受納運化水谷精微，達於五臟六腑、四肢百骸，在生理、病理學上占有重要位置，一旦發病，設法恢復脾胃正常功能，使氣機調暢，升降得度，是治療疾病，促進機體康復的關鍵環節。抓住脾胃這個軸心，不少奇難雜症多可迎刃而解。80年代，鄧鐵濤以「重症肌無力疾病脾虛型的臨床和實驗研究，探討其辨證論治規律及發生機理」為科研題組織課題組上報衛生部，於1986年10月經衛生部中醫司批准，定為國家科委「七五」重點攻關項目。經過4年努力，提出了重症肌無力的病因病機為脾胃虛損且與五臟相關的學術觀點，總結出其辨證論治規律，使重症肌無力的辨證論治系統化、規律化。用這些辨證論治規律指導臨床實踐，治療252例，取得了總有效率98．8%的療效，並進行了與激素治療對照共94例，兩組療效無差異，但無激素之不良副作用。該項研究成果於1991年1月通過國家級技術鑑定，認為這一研究達到國內外先進水平。
鄧鐵濤對「寒」「溫」之爭的探討
鄧鐵濤對「寒」「溫」之爭的探討
鄧鐵濤親見父親運用仲景的「枳實芍藥散」治療一例注射嗎啡才能止痛幾小時而過後又劇痛的產婦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按當時他的認識，「枳實芍藥散」只不過是一個平淡的方劑，但經過他父親的實踐，「經方」之效力竟如此非凡。在50多年的醫療教學實踐中，他更深地體會到中醫理論來自實踐，必須在長期的臨床體驗中，不斷驗證探討，才能探求得中醫理論的真諦，從而掌握其要領，加以發揚。 >>>>>國醫大師鄧鐵濤養生重養心養德 堅持冷熱水交替洗澡
「寒」「溫」統一辨證論治
長期以來，外感發熱病的論治，有「傷寒」與「溫病」之分，在歷史上發生過數百年的爭論。鄧鐵濤自幼受父親的影響，對「傷寒」與「溫病」無所偏執。以後在實踐中，更體會到只要真正辨證論治，有是證而用其方，無論是傷寒方或溫病方，都能取效活人。
如何看待「寒」「溫」之爭？
鄧鐵濤在50年代便開始對此進行研究探討，他對溫病學說的產生與發展作了較全面的剖析，認為傷寒學派以東漢張仲景為宗師，以《傷寒論》為典範。但宋元以後，由於都市人口密集，水陸交通頻繁，並且遠洋業也日漸發達，為傳染病的流行釀成條件，傳染病的種類續有增加，這就使醫家感到運用傷寒經方治病有時而技窮，於是便有了溫病學派的萌芽。到了明清時期，經吳又可、葉天士、薛生白、吳鞠通、王孟英等醫家的探索研究，溫病學說日臻成熟，從而形成了溫病學派。從發展的觀點來看，溫病學派是在傷寒學派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了的，可以看成是傷寒派的發展。但如果認為既然是發展了，便可取代傷寒派，取消傷寒派的寶貴經驗——法與方，那是錯誤的。同樣，認為溫病派微不足道，殺人多於救人，而一筆抹煞溫病派數百年來的學術經驗，也是不對的。
他主張：傷寒與溫病的學說和方法同樣是我國醫學寶貴的遺產，應該以科學的方法通過臨床實踐進行研究與實驗。1955年8月，他在《中醫雜誌》發表了題為《溫病學說的發生與成長》一文，闡明了自己的學術觀點，在中醫界引起了較大反響（此文後來被日本神戶中醫學研究會翻譯，刊於《中醫臨床》1980年第3期，對日本中醫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）。
「寒」、「溫」到底如何合流？
鄧鐵濤提出了更高層次的研究課題。他從毛澤東的「兩論」中得到啟迪：理論之重要，在於能指導實踐。「寒」、「溫」之爭，主要矛盾在辨證。在教材中，外感發熱病的辨證，有「六經辨證」、「衛氣營血辨證」、「三焦辨證」、「六淫辨證」，這對學術流派學習是必要的，但在臨床上，則往往使初學者見證茫然，所以他認為「寒」、「溫」合流的關鍵在辨證上，從而提出了「外感發熱病辨證之統一」的學術觀點。他認為傷寒派與溫病派有一脈相承的關係，其所研究的對象又同是外感發熱性疾病，所以辨證的統一是可能的，亦是完全必要的。怎樣使分歧的辨證比較緊密周詳，取長補短使之統一，便於掌握和指導臨床，把前人的學說提高一步？鄧鐵濤對文獻醫著做了大量的研究，並以臨床實踐為依據，於70年代初，先後發表了《外感發熱病辨證芻議》、《外感發熱病的辨證論治》等文，從歷史發展、病因、病機、辨證、實踐等方面闡述了外感發熱病辨證可以統一，而且能夠統一的觀點，提出了一套較完整的辨證提綱和論治方法。《外感發熱病的辨證論治》內容，於1971年編入《中醫學新編》。
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鄧鐵濤在所主編的《實用中醫診斷學》中，將「外感發熱病辨證之統一」的學術觀點，更統一化、理論化地融會到「辨證方法在臨床上的綜合應用」的章節中。
鄧鐵濤對「痰」與「瘀」的探討
痰與瘀的探討鄧鐵濤長於診治心血管系統疾病，如冠心病、高血壓、心律失常、風濕性心臟病等，且多採用益氣除痰的治療方法，這是經過對痰瘀理論的探討摸索總結出來的。
鄧鐵濤論中醫五行學說
五行學說之研究60年代初，有學者在哲學領域上對古代的五行學說持否定態度，認為是簡單的循環論和機械論，這些觀點亦直接影響中醫的教學界，有人主張在教學上廢棄中醫的五行學說。如何對待這一學術爭鳴？